先师游寿先生，治学广涉考古学、文字学、史学、文学、书法等诸多领域，成就斐然，其书法尤为世所推重。沈鹏先生称先师是“杰出的书法家、古文字学家、书法教育家、学者”，可谓对先师学术与艺术成就的高度概括。此以个人识力所及，谨陈管见。
一
先师作为一位学者，其书法正是在学术研究的深厚基础上，形成了自家的独特风貌，因此，论先师书法应先论及先师的学术研究。现略举数例：
1.考古发现与文字研究
1957年，师支边来到黑龙江。师《大兴安岭嘎仙洞发现鲜卑洞穴摩崖十年记略》说：“来到黑龙江后，首先要实现的考古目标，就是要弄清各族的原始。”主要研究北魏历史与文化，1963年发表《拓跋魏文化史稿》。而关于鲜卑族发祥地，由于文献记载纷纭，长期以来，莫衷一是。《魏书·乌洛侯传》记载：“（乌洛侯）其国西北有完水，东北流合于难水，其地小水皆注于难，东入于海。……世祖真君四年来朝，称其国西北有国家贤弟旧墟，石室南北九十步，东西四十步，高七十尺。……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，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。”先师推断，“难”、“嫩”同音，石室当在嫩江流域。在这个推断的指导下，1980年，终于在大兴安岭嘎仙洞找到了1500年前的那段祝文，这一发现，解决了鲜卑发祥地的疑案，成为新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。
1981年春节，先师回到故乡霞浦，与当地负责人谈及赤岸是空海法师入唐登陆之地，并约一同前往勘查，发现了唐代石槽和宋代小篆井栏石刻，又找到了许多宋瓷影青碎片以及柱础，门楣石雕等文物。这一切都说明，赤岸村在唐宋时期是十分繁荣的。如今，赤岸村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，日本僧人来此膜拜者络绎不绝。
此外先师还多次赴海拉尔、牡丹江等地进行考古，获得大量文物，先后发表《黑龙江考古文物初探》和《黑龙江和内蒙古乎呼盟的旧石器晚期骨质工具》等论著。
先师对古文字亦有深入研究，至晚年，仍将“旧时考订之字，连年删削”。如，辨“桑”、“噩”，释“亳”字，颇有己见。关于商“亳”，由于传世文献记载不一，从汉代以来，学者均从亳地所在着眼，因此在地名学上一直争论不休。1984年，先师作《略说商亳》一文，在系统梳理了传世文献的基础上，结合考古发现的陶文资料，从文字学角度分析了“亳”的本义，并结合农村升斗量粮的生活场景，推断“亳”字，上半部分表较高的一个建筑目标，下半部分则像斗概形，表达在一定场所进行物品交换的意思。指出：亳“在商代是专门进行物品交换的场所。这个交换场所，选择在比较高的台地上”。
1978年，先师为南京师院讲授古文字学，作《古文字略说》。1985年，又受邀主编《殷契选释》。该书堪称学习甲骨文之门径，先师手书前言，例示考证方法，鼓励“有意探索古文同志，前途方兴”。李学勤先生在为该书所作《序言》中称：“游寿先生所撰前言，业已十分明备。”1987年，先师招收古文字学研究生。
2.文史研究与文学创作
先师史学研究，主要集中于先秦、汉晋、隋唐时期。研究方法上，特重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相互结合，以出土文献补正史籍之不足。如，《金文与〈诗〉〈书〉论证》一文，将铜器铭文与《诗》、《书》文献进行比较研究，指出：“论上古之文章，多赖金文以资佐证，何则？金文之花纹及书势可以定之，则治《诗》、《书》古史者，庶免抱残守缺之讥。”《梁守谦墓志与唐代宦官》一文，以墓志与两《唐书》相印证，并补其缺，指出：“守谦自宪宗之世，已总大权，又拥有大兵，……宦官之最有权力者，是时当无与为敌匹。而诸书不为立传，是史之漏也。”《唐人卜葬邙洛之风尚》则以墓志资料结合正史，探究唐人卜葬邙洛风气之渊源，指出：“唐人于迁葬之盛，盖北方旧习。”“唐东都虽为行都，而实政治中心，文化枢机，盖有山川之瑰玮，水陆交通可至，故四方士族欲卜葬焉。”《李德裕年谱》材料丰富，考订精审，充分体现出先师治史之文献功底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先师接受新的历史观进行历史研究，《拓跋魏文化史稿》突出强调了拓跋魏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动态的关系。
先师治学，颇重学术与生活相结合。师《闽渝纪行》说：“每涉一地，接其人物，言谈之余，常体其风俗性格，检之史乘，千古如一，司马货殖，班氏志地，其人文地理固先言之矣。”师对《楚辞》的研究尤能体现这一点，既有学术研究的冷静客观，又体现了对文学作品艺术美的体悟。师《楚辞琐谈》在“对楚国史事、人物、楚国与列国的交往、战争以及出土的楚文物加以分析研究”之后，指出：“楚国开国以来，曲折起伏发展前进的八百年，正是屈原和《楚辞》产生的历史土壤。”“以这样富厚的大国竟为秦吞并，奸佞当道，（屈原）作为清醒的政治家却无法振救，其悲愤在诗歌里有充分抒发。”师《楚辞琐谈》自述：“早年学习《楚辞》，仅诵读其词句罢了，处于蒙昧之中。”“有一次，我在清晨的雾气鸿蒙中渡过湘江，少焉日出，红彩入江，岸边修篁茂密，遮蔽天日。这时忽尔领悟了《楚辞》的自然美景。”“又涉历三楚山川，……观览五岳大川，了解各地自然风貌，风土人情，并与楚相比较。……我们读《山鬼》，想象到的幽深的岩壑，不是嵩山，不是华山，也不是泰山，而是江淮之山，是楚之山川。”
胡小石先生主张读书人应当既能研究，也懂创作。师在大学，读中文专业，当时金陵，鸿儒云集，胡小石、王伯沆、吴梅、黄侃，各有专学，俱擅诗文。师聆听教诲，不仅进行文史研究，而且从事文学创作。1932年，师大学毕业后，执教厦门，与谢冰莹一起创办文学月刊《灯塔》。谢冰莹《女兵自传》称先师为诗人，并描述了她们之间的彻夜倾谈。由此推想，当时先师应有许多诗作，可惜今不可寻。所能见者，仅早年《山居志序》、《伐绿萼梅赋》及晚年友人唱和等篇。
3.书学理论与书法教育
先师书学理论继承并发展了李瑞清、胡小石的书学思想。这集中体现在《书苑镂锦》、《论汉碑》等书学论著中。
李瑞清《玉梅花盦论篆》说：“大凡篆书，与地理有关系，即在成周，各国有各国之风气，故书法不同。余欲著一书，以各国分派。是书未成，嘱门人胡光炜为之，正在考定商酌时也，今只得以器分派。”
李瑞清研究金文流派采用以器分派的方法，对胡小石先生书论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。胡小石先生《汉碑流派》以碑分派，论汉碑风格，说：“若以用笔之轻重，结体取势之纵横，与夫整个风格之奇正险易分之，大致可得十五种，每种以一碑为代表。”此正是李瑞清研究方法的延伸。
先师则把以国分派的方法运用于金石研究。如以地域、时间论金石风格，《金文与〈诗〉〈书〉论证》说：“河西为圆笔书势策源地，推行河东诸国。至宣王之时，河西圆笔书风已极盛，史籀作大篆十五篇，盖在是时。故此盘（虢季子白盘）出在河西，于时书势之和美如是。”
《论北朝法书碑志》指出：“文化随着地方风气而殊。书学艺术一为交际工具，由于交际范围，也受地方影响。……同是北碑，而有地方不同风格。”
《论汉碑》则“欲将两汉诸刻列表因其地之殊，于其书体风格，细为细考”，分别论述齐鲁、河洛、燕秦、巴蜀、江南等因地域而殊别的书风。
“齐鲁：自东周至西汉，齐鲁大儒相承不歇，文物伟茂，蔚为波澜……要之齐鲁诸碑，其布白疏朗整齐，笔法洞达，从容转折，有法度而雅正，盖博雅经生书也。然齐鲁二域，地虽毗连，文教自昔殊别。就书而言，齐人守殷系瘦劲古文，鲁人用周王朝圆笔大篆。”
“河洛：中州碑刻，自元魏以后始盛，汉世殊不多见……东汉末年已革分隶风气，变为真隶，故钟太傅诸贴富丽圆润，波撇动逸，而有古隶法。”
“燕秦：雍州金石与齐鲁抗衡，东汉之初，褒中诸摩崖瑰玮奇绝，唯摩崖风气与碑殊异，……汉世关中碑版不及齐鲁之多，而风气亦与东方殊异。”“燕赵颇保守先秦风气。元初四年《祀三公山碑》犹是秦人篆隶互用古法，稍后三公碑隶书而有篆笔，时齐鲁分书波挑芒颖，笔法成熟，延熹中封龙山颂，虽是分书，然甚古拙。汉代书体，各地风气不同如此。”
“巴蜀：蜀中书体风气稍殊于中原者，中原分隶盛行，而蜀中书体独拙，楷法发源甚早。”
“江南：盖多儒雅法度之书，江南汉世文风居后，其书浑朴，用笔肥慢多肉少筋骨。”
“唐人碑刻，高宗末年，伊洛墓刻，甚好《常丑奴》之瘦劲，至武周中此瘦劲书成一风气。”
同时，还进一步从政治、人文、地理诸方面探索了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。
先师之书论，影响颇远。其关于论瘦金书渊源之论述，几十年后，仍为人所引证。
胡小石先生首创在高校开展书法教育，先师继承之，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从事书法教育多年，形成一系列的书法教育思想和方法。
（1）突出文化品位和道德修养
先师以学者眼光，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书法创作，在深厚的文化底蕴基础上开展书法教育，最注重学生文化修养的提高，这是先师书法教育与一般写字教学的根本区别。
先师《随想录》说：“书法作为艺术，体现文化情韵，就要讲究艺术修养。杜甫有诗云‘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’。对于书法，亦是此理。……‘退笔成冢，何如读书万卷。’说明‘写字’不只是写字，而且要加强文化学习。”“写字要有韵味，朴拙有朴拙之韵，流美有流美之韵。这就要有字外的修养功夫。”
先师一生治甲骨、金石之学，从事考古工作，“大部分时间是教书，书本学习，取业余时间写字”，可谓“博学余暇，游手于斯，”所以其书法才具有浓郁的金石、书卷之气。
古人曾说：“书画清高，首重人品。”先师书法教育，特别强调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。先师评书法，最看重的是神韵与趣味，经常书写“博学于文，行己有耻”来赠勉后学要有高洁情怀。1984年，先师编《历代书法选》，对所选作品均加简要点评。这些评语中，体现出先师对道德修养的重视。如，文天祥作品下，点评：“虽不是名书家，而雅正有度。正如他名句：‘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’”
先师大力倡导踏实学习，坚决反对浮躁炒作。曾尖锐批评那种动辄以书法家相标榜，把书法当成“奇货”吹捧、招摇的做法，认为这“实是有失体统”。
先师不仅言传，更重身教。凡有学生请教，师必耐心讲解，可谓诲人不倦。师祖籍闽南，一生乡音无改。有时学生听不懂先师的方言，先师就边说边写，不厌其烦，其场景令人感动。学生如坐春风和气中，受到人格的陶冶。
（2）强调取法乎上和继承传统
先师主张，书法教学之初，必须珍惜学生干净的天资，给他们看上乘的法书，使他们具有较高的韵致，避免受到庸俗的干扰。因为一旦染上陋习，往往先入为主，眼界不高，字就会流为俗不可耐的“买卖字”，其境界连馆阁体都不如了。1963年，师编《历代法书选辑》，后记指出：“写字是艺术，艺术应当讲求真美精善，所以要求青年写好字，必定先为青年具备临摹的善书范本，提高他欣赏朴素而美善的书法水平，使不沾染于翻刻失真庸劣的简帖习气。”
对初学者，先师注重以工整秀美法书，打牢学生的书法基础。先学正楷，以上乘的法书，如钟、王、隋代妙楷、初唐诸名家等，打好基础，以后再写篆、隶、行、草。随着学生年龄、阅历、技能的增加，书法才能可观。1963年、1984年，先师曾两次为学生编写《历代书法选》，作为教材。一则展现书法发展源流，二则提供可资临摹的范本。其中，上述法书占据了大多数的篇幅。同时，先师特别谆谆告诫学子要谨慎对待朴拙之作。临《仓颉碑》跋语曰：“此书朴拙，青年慎勿学之。”临《云峰山石刻》跋语曰：“初学者忌之。”师出此言，时值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书法热渐渐兴起，求狂求怪之风日盛，先师冷静地告诫青年学子，要打好基础，不要为时风所左右。
先师反复强调，书法技艺，需要深厚的功力，再浸以意趣。理论识见虽高，而功力不深，也不足以称为书家。法度是在实践中熟练，在熟练中提高的。
在实践中，先师特别重视执笔方法，主张执笔要以五字法用力拿紧，悬腕临摹，这样才能确保中锋运笔，把力气贯注到笔尖，写出来的线条才会劲健。先师自述，初学务求线条劲健，自己学汉隶之所以由《礼器》发笔，就是因为其“规矩，有劲。”
先师重视创新，指出，每个时代的书法都有其特色，对苏、黄、米等具有新意的书家作品推崇备至。先师在《随感录》中说：“书法要有个性。钟书如鸿戏天衢，王书如虎卧凤阁。王书出于钟书而有个性。历代名家书法都有个性。倘没有个性，就不成家了。”但是，作为基础阶段的书法教育，先师更强调继承的重要性。指出：只有在多写、多看，吸收前人菁英的基础上，才能形成自己的韵貌，不是旦夕咄嗟可望成就。“不精于临摹，而言翻出新样，是不可能的。”这一主张，对于当今书法风尚亦颇有启示意义。（待续）
（栾继生，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，硕士生导师。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、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员、中国《史记》研究会理事、黑龙江省当代艺术研究院副院长、书法院院长。一直从事历史文献学、书法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，学生时代师从游寿先生。其书法作品不事雕琢，自然畅达，富于书卷气息。曾多次参加各级展览，出版书法作品集。人民网、人民日报·市场报、《书法赏评》等报刊曾有专题介绍。）